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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宪法法院，施密特也认为：此外必须注意的是合法性以及合宪性这种一般性原则的维护并不足以成为特别设立一个机关的理由。

即直接承自《宪法》第113、114条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6、17条被置于第二章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机关的组成，而非第三章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其二，具体条款分立及其邻接关系本身包含大量立法技术考量，不能从形式上简单判断不同概念的逻辑关系，否则《宪法》第115条后半部分和第116条是否也应合并？其三，依前述分析，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兼有不同的身份，如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修改法律的决定显然具有立法属性，而司法解释因其由最高院审判委员会或最高检监察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决策事项却又呈现司法属性。

蔡定剑教授倾向于第二种视角，指出：这是宪法赋予自治机关一项最重要的自治权，并进一步将其解释为：只要不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基本精神相抵触，可以改变法律和政策的具体规定来执行。第三，第75条第二款的加入使得增加国务院作为备案机关的逻辑出现扭曲。[13]该条在结构上其实是对第六节前述条款的保障，亦有总结的意味。其一，根据《立法法》第75条第二款，自治法规变通的对象为法律和行政法规，而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的对象则是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两类变通难以兼容。一是根据文件本身的属性判断。

由于《宪法》第115条的变通主体仅限于自治机关，因此前文所梳理的单行法中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制定主体中的省人大和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就被排除在外，[57]不可能具有职权性变通权的属性。[13] 相关论证参见郑毅：《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上级国家机关——一种规范主义进路》，《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第87页 [14]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430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作为并非一种中立的表现，而是对那些制造风险的主体的基本权利的偏爱。

自由的范围唯有通过解读限制权利的法律才能加以确定。因此，与三月革命时期一样，对公民自由及财产的侵害需要一个制定法基础。[1]这方面的概述，参见DOLALD P. KOMMERS RUSSELL MILLER,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GERMANY 59 et seq.(3d ed.2013);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Peter Badura Horst Dreier ed., 2001). [2]例如，1989年成立的匈牙利宪法法院首任院长拉兹洛•寿尤姆(László Sólyom)曾表示，德国的宪法裁判对该院而言近乎关键的影响(overwhelming)。从理论层面上说，应当由法学理论研究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这些研究能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思路和观点——它们经由个案研究而独立形成，并且不受实务工作者所面临的决策条件的约束。

在规则之间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必须确定究竟适用哪一个规则(通过元规则确定)。但是，唯有在《基本法》时代，基本权利才获得现今所享有的完全的、前所未有的效力。

然而，由于这种断裂的存在，对法律规则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法律规则的偏颇创设。但是，这些宪法并未得到宪法法院的保障，因为这种法院被认为与君主制原则格格不入，后者在德意志邦联(the Deutscher Bund)重建之后继续对成员国产生约束力。二、前《基本法》时代基本权利的发展 在三月革命时期(Vormarz era)即1848年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州宪法都已包含基本权利规范。立法机关则能够侵犯基本权利，除非触及该权利的必要内容。

所有这些假设的总和(当然必须与宪法文本相契合)，通常被称为基本权利理论。核能利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反，解释方法均有其自身的选择性并因此导致偏颇的结果。[25]如今，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以及该权利遭到侵犯的程度和可能性选择任何合适和恰当的保护方式。

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其宪法并未包含权利法案)建立之后，州层面的基本权利被尽可能缩限地加以解释。只有当侵犯权利的行为仅仅来自国家的情况下，这才被认为是充分的。

这一观点并不能改变基本权利仅仅限制国家这一事实。法院的组成人员经常变动，其工作效率也往往取决于手头的案件性质。

刚开始，侵权行为被界定为对某项基本权利保护的利益所造成直接的侵害，且侵权行为在法律上是专横和故意的。典型的基本权利条款宣称某一行为(例如，表达某一种观点)或某一状态(例如，身体的完整)或者某社会制度(例如，传媒、科学、艺术等)是自由的。有时，方法论上的争论甚至比宪法条文含义的争论更为激烈。根据该院的解释，《基本法》第2条第1款将为所有未被基本权利涵盖的行为提供保护。[9] 事后，人们经常(尤其是在《基本法》周年纪念时)说，《基本法》已在实践中证明其价值。[8]所有这些催生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词汇——宪法爱国主义。

当制定法对基本权利构成限制时，该院的解释必须将该基本权利纳入考虑。除此之外，即便是确定自由的潜在范围(撇开法律的限制不谈)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相关基本权利的解释，因为其仅仅扼要地阐明宪法保护的客体。

这一消减的兴趣立即对基本权利的解释产生影响。客观原则功能确保形成一套自由追求其自身新闻标准，而非受制于外界压力的传媒系统。

事实上，除了防止国家过度反应(overreaction)的比例原则之外，现在则发展出了一个旨在防止国家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敦促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新的原则。可能很一贯，也可能是碎片化的。

由于《基本法》条文明确规定，基本权利直接针对国家，联邦宪法法院无法在私主体中创设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这将会阻碍其对一些重要的过程性决定提出异议，尽管这些决策结果通常不可能被推翻。如果宪法文本是唯一的标准，基本权利仅能获得相对有限的保护，尽管第19条第2款的存在使其获得的保护强于前几部宪法。本文尚未讨论针对特定基本权利的解释方法的发展。

吕特先生想通过民事法院保护其言论自由免受侵犯。基于以上原因，基本权利的适用不仅需要对保护对象、保护范围、绝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的必要内容等进行界定。

然而，直至魏玛共和国垮台之前，这一观点也未取得优势地位。[2]然而，宪法法院的设立并不能为基本权利地位的提升提供充分的解释。

魏玛时期的宪法著述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鲜活的例证。因此，联邦宪法法院经常要考查，在法律规则试图调整的领域，社会现实是否发生了变化。

但是，民事法院认为，基本权利仅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而非私人之间的诉讼。这也正是保护义务理论试图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面对更多的规制将会使整个国家竞争力削弱的论调时，议会总是选择妥协。每一个受到政府限制的行为都将获得基本权利的保护，并能上诉至联邦宪法法院。

因此，除了通过程序保障基本权利之外，又出现了通过组织保障基本权利的理念。为了检验某一措施是否合适，该院发展出了一套四步审查方法。

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的宪法学者们继续对基本权利提出自由的解释，并对现状做出批评，但是他们却无法改变现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国家的宪法提出一个涵盖所有基本权利的规则(例如，只有那些对于一个自由且民主的社会而言是必要的措施才是正当的。

而unantastbar一词的字面译法应为无形的(intangible)，更好的译法可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sacrosanct)。在宪法通过后，只有存在明确的制定法才能对侵犯公民自由和财产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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